樹起立德向善的正面規范
——新修訂的《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》解讀
這是很多人讀到新修訂的《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》（以下簡稱《準則》）后的第一感受。從4部分、18條、3600余字到8條、281字，《準則》為何在修訂后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？修訂后的《準則》將起到怎樣的作用？有關專家對此做了詳細解讀。
在內容上做“減法”，在對象上做“加法”
據介紹，目前我們黨內共有兩部準則：一部是1980年頒布的《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》；另一部是1997年制定、2010年修訂的《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》。“準則”，從字面意思來解釋，它是依道德之理所遵循的標準或原則。它是黨內法規中僅次于黨章的高位階制度類型，其地位高于條例、規則、規定。
受訪專家普遍認為，這次對準則的修訂“動作很大”，無論法規的名稱還是內容都有較大變化，形成了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、面向全體黨員的黨內廉潔自律規范，也向全體黨員發出了道德宣示，對全國人民作出了莊嚴承諾。
“從‘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’到‘中國共產黨’，從‘廉潔從政’到‘廉潔自律’，《準則》名稱的改變體現了‘全面’二字。”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指出，新準則將適用范圍擴大到全體黨員；其中，對黨員領導干部的自律規范，不再限于“廉潔從政”，而是擴展到“廉潔用權”“廉潔修身”“廉潔齊家”等方面。
“此次修訂刪繁就簡，提綱挈領，在對象上做‘加法’，實現了對全體黨員的全覆蓋，在內容上做‘減法’，突出廉潔主題，給出了立德向善的正面清單，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新的紀律觀、廉潔觀，體現了管黨治黨全面從嚴的價值觀和方法論，是黨的建設、紀律建設和黨規建設走向成熟化、科學化的重要標志。”高波認為。
分類指導、分別要求，體現“治國先治黨，治黨先治上”原則
修訂后《準則》的另一大特點是，不再僅僅針對黨員領導干部，而是面向全體黨員，但同時又突出“關鍵少數”，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：針對全體黨員，圍繞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“公與私”“廉與腐”“儉與奢”“苦與樂”的關系，提出“四個堅持”；針對黨員領導干部，準則圍繞“廉潔”二字，從公仆本色、行使權力、品行操守、良好家風等四個方面，提出“四個自覺”。
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認為，分類指導、分別要求，表明了加強紀律建設的務實態度和科學精神，體現了“治國先治黨，治黨先治上”的認識論和方法論，也可以說是十八大之后“精準反腐”理念的自然延伸。同時，這樣做還充分體現了職位越高要求越高、權力越大責任越大的黨內監督觀，對于凈化黨內政治生態、健全黨內政治生活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。
高波認為，《準則》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第一部面向全體黨員的廉潔自律“正面清單”，堅持黨章導向、立德導向，充分體現了從嚴治黨、以黨章為遵循的原則：一是將現行黨章“總綱”“黨員”“黨的干部”等部分的相關重要內容，具象化為“四個必須、四個堅持、四個自覺”的具體要求，同時分為普通黨員和領導干部加以差異化、細分化規范；二是把黨章中關于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等原則要求，實體化為普通黨員如何處理“公與私、廉與腐、儉與奢、苦與樂”的關系，領導干部如何處理從政、用權、修身、齊家的問題，綱舉目張、微言大義，有助于喚醒廣大黨員領導干部的黨章黨規黨紀意識，彰顯和維護黨章權威。
樹立黨章黨規的權威，把黨規黨紀刻印在全體黨員心上
讀完新修訂的《準則》，有人提出疑問：《準則》中的內容都是比較原則性的要求，如何保證在實踐中將這些要求落到實處？
高波指出，盡管準則指向黨的核心價值觀，作為立德向善的正面清單，其內涵具有信念、信仰層面的內化性，但是，其行為指向還是具象化的，也就是“內化于心、外化于行”的過程。從落實角度說，可將其與立規懲惡的負面清單即《條例》對應聯系起來，比如“廉潔修身”“廉潔齊家”等內容可與廉潔紀律、工作紀律、生活紀律等相對照，倒逼黨員干部潔身自好、廉潔自律。守住了底線，才有可能去追求高標準。
謝春濤認為，近年來，黨的建設存在諸多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，是黨的紀律失之于寬、失之于松、失之于軟。這就容易讓一些黨員干部放松對自己的要求，漠視紀律和規矩，越過黨紀甚至國法底線。十八大以來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管黨治黨，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，重要經驗之一就是嚴明黨的紀律規矩，用黨紀約束黨員，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。黨的紀律規矩是管黨治黨的尺子，是全面從嚴治黨的依據。《準則》作為黨內法規體系中基礎性的法規，是“帶電的高壓線”，絕不能成為“橡皮泥”“稻草人”，執行起來不能搞特殊、不能有例外，要結合《條例》的執行，切實發揮好各級黨委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所負的主體責任，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發揮表率作用，帶頭維護黨規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，保證把紀律和各項黨內法規執行到位。
摘自陜西黨建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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